在探讨“历史必然性”这一概念时，我认为有几点值得特别关注：
首先，虽然“历史必然性”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存在，但并非所有历史事件都具备这种必然性。是否存在必然性，需要结合具体事件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不能一概而论。
其次，历史中同样充满了偶然因素，而且这种偶然并不罕见，甚至可以说相当频繁。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并不冲突，反而在分析历史必然性时，更应重视偶然因素对事件进展的影响和制约。
最后，历史必然性不能与某一历史事件的诱发因素混淆。我们应当明确区分“充分但不必要条件”与“必要但不充分条件”等概念，避免简单地将事件诱因等同于必然性。
如果能把这三点纳入思考框架，虽然可能无法让思考变得异常清晰，但至少能避免陷入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思维，也避免被固定思维模式所局限。
以“晋国的解体是否具有历史必然性”为例，我们可以依照上述思路逐步展开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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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国在春秋晚期大致可以划分为八卿时期、六卿时期和四卿时期，到了战国初期则进入了三卿时期，最终演变为三晋的局面。
展开剩余86%传统观点普遍认为，晋侯君权的瓦解发生在六卿时期，这主要依据以下史料：
“昭公六年卒。六卿彊，公室卑。”（《晋世家》）
此外，类似的材料还包括：
“（秦哀公）十五年……晋公室卑而六卿强，欲内相攻，是以久秦晋不相攻。”（《秦本纪》）
许多人可能会觉得，晋侯早已失去多少实权，但以此为君权瓦解的分水岭，倒也说得过去。
那么，晋侯君权的瓦解是否必然导致晋国解体呢？
显然不是。还存在其他可能性，比如晋卿不断兼并、最终由某一派胜出取代晋公室，或者出现其他复杂的政治结果，细节不一而足。
不过，通过梳理春秋后期晋廷的局势，我们能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：
晋卿之间形成了恶性竞争和持续武力冲突的政治惯性，表现出一种零和博弈的必然趋势，而这种惯性又将带来怎样的后果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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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六卿时期，吴国使者曾在晋廷发表过这样的评论：
“（晋平公）十四年，吴延陵季子来使，与赵文子、韩宣子、魏献子语，曰：‘晋国之政，卒归此三家矣。’”
类似观点还见于银雀山发现的《孙子兵法·吴问》中：
吴王问孙子曰：“六将军分守晋国之地，孰先亡？孰固成？”孙子曰：“范、中行氏先亡。孰为之次？智氏为次。孰为之次？韩、魏为次。赵毋失其故法，晋国归焉。”
孙武子的判断与吴公子札基本一致，不同之处在于孙子更进一步预测赵氏最终会在三卿中胜出。
当然，我们不能排除这些言论可能是后世附会，但从《吴问》的内容看，即使是附会，也至少反映了战国初期人们对晋卿兼并不可逆转的认识。
那么，这种兼并不可逆转的趋势会带来什么后果？
很自然，晋卿的数量将逐渐减少。
你可能觉得这句话太明显了，没什么新意——确实如此——但关键在于，我们要进一步问：
被兼并后剩下的卿族具体是哪几家？
如果剩下的是栾氏、中行氏、智氏这类家族，是否等同于赵、韩、魏三家的胜出？
需要说明的是，笔者并没有对晋卿之间的演变做过细致梳理。记忆中赵、韩、魏三家曾有先后兴起的顺序，仅凭片面信息下定论显得武断。
但可以肯定的是，韩、魏两家在政治风格上比栾、范、荀（以及中行氏、智氏）更为低调，赵氏虽较韩魏稍显活跃，但从其向代郡、邯郸迁移的行动看，也显露出某种程度的避争倾向。
确定了这一点，我们再回顾晋卿火并的过程，会发现：
无论是从八卿到六卿，还是从六卿到四卿，再到三卿，斗争的核心始终围绕晋廷展开——主要表现为执政卿与其他列卿在朝中互相攻击，挑起政治斗争乃至暴力冲突，必要时蔓延至地方。
比如四卿时期，智氏通过控制晋廷，勒索韩、魏两家，之后联合韩、魏共同攻击赵氏政敌，进而引发地方的武装冲突。
进入三卿时期，晋廷的影响力明显减弱——赵襄子执政期间，晋廷几乎无动静；魏文侯执政时，三卿更多采取联合行动，晋廷的协调和政治功能几乎完全丧失。这是否正是晋国解体的关键所在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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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时，我们或许应当思考一个重要问题：
在晋执政智襄子阵亡，智宽、智开奔秦之后，三卿之间是否真的发生过对晋执政职位的争夺？
或者说：
赵氏在赵襄子晚期大致稳居晋卿首位，这究竟是赵氏主动争取的结果，还是三卿之间对晋执政职位无意争夺，按资排辈自然形成的局面？
由于史料缺乏，我们无法得知具体细节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探讨以下问题：
掌握晋执政之位意味着什么？
主要包含两个层面：
一是掌控晋公室残存的资源，比如法理上的权威、政治优势，以及极为有限的领地，这其中前两者在均势环境下尤为重要。
二是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。晋卿之间持续的火并形成“枪打出头鸟”的惯性，执政者极易成为攻击目标，必须在剩余两家之间巧妙周旋，以避免被联合围攻。
那么，赵氏在智氏倒台后是否认为有必要争取晋执政之位？或者说，赵氏是否认为政治风险超过了获得的利益？
这一问题难有定论。
但客观而言，有三方面理由使得利弊倾向于弊大于利：
其一，赵氏外迁形成的惯性与既成事实使得中央晋廷的影响力减弱；
其二，韩、魏两氏虽然较赵氏弱小，但并非无力，赵氏未必能保证必胜；
其三，赵氏头号政敌智氏虽败，但尚未彻底消亡，同时秦国在秦厉共公统治期间可能介入支持智氏，增加局势变数——谁也无法预测秦厉共公死后秦国会否陷入长期动荡。
结合上述因素，我们虽然无法断定赵氏对晋执政完全无兴趣，但若赵氏选择不争夺，这种选择完全可以理解。
如果连强势的赵氏都不争夺，韩氏和魏氏更不敢轻举妄动。晋执政乃至晋廷作为协调三卿的政治机构，其政治功能必然逐渐减弱，三卿之间的事务也趋向直接对接，绕过晋廷进行处理。
至于晋廷在赵襄子执政期是否已经失去实权只能猜测，但到了魏文侯时期，晋廷功能的丧失已经十分明显。
据《魏策一·韩魏相难》记载：
“韩、赵相难。韩索兵于魏曰：‘愿得借师以伐赵。’魏文侯曰：‘寡人与赵兄弟，不敢从。’赵又索兵以攻韩，文侯曰：‘寡人与韩兄弟，不敢从。’二国不得兵，怒而反。已乃知文侯以构与己也，皆朝魏。”
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，无论是韩氏拉拢魏氏攻打赵氏，还是赵氏拉拢魏氏攻打韩氏，都没有试图通过晋廷进行政治斗争，而是直接计划动用军事力量。由此可见，晋廷的政治调节功能已经无法与四卿时期相比。
此时，虽然晋国的组织架构名义上还在，赵、韩、魏三家依旧被视为晋卿，也偶有内部的政治互动，但实质上晋国的政治结构已经趋近解体。
唯一的悬念在于，这一解体趋势究竟是在赵襄子执政期间形成，还是魏文侯执政时才彻底显现。
如果是前者，那么智襄子近二十年的无为已然把晋国推上了不可逆的解体轨道；即使魏文侯政治手腕高超，也只能将三卿暂时凝聚成军事联盟，而无法重塑四卿时期那个岌岌可危但尚存实权的朝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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