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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55年9月27日，中南海紫光阁西侧的国务院礼堂里气氛异常热烈，因为这里正举行着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军衔授予仪式。那些经历过枪林弹雨洗礼、在战火中幸存下来的革命老战士们，目光注视着昔日战友肩膀上闪耀的小金星，脸上露出满足而自豪的笑容。
当所有人注意到曾担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、时任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的阎揆要时，一众老战友都愣了一下。谁也没想到，阎揆要肩上的军衔标志竟然是两颗金星——中将军衔。第一野战军的老友们立刻上前，满是疑惑地询问缘由。
阎揆要只是摆了摆手，语气平静，没有多作解释。后来才有人了解到，档案中记载他的入党时间是1938年，干部管理部门正是从这一年起计算资历，根据阎揆要的历史贡献，最终授予了他中将军衔。
展开剩余92%老战友们觉得这军衔给得太低，忍不住替他抱不平：“彭总最了解你，他们算错了你的入党时间，这事儿你得找彭总说说。”
那么，阎揆要后来真去找彭德怀了吗？这成了众人关心的话题。
众所周知，1955年的授衔标准主要综合了资历、代表身份、贡献以及职务等多方面因素。我们先来看看那年四大野战军参谋长的授衔情况。
1949年初，解放战争进入尾声，为了统一指挥管理，中央军委将各部队整编为四大野战军及华北兵团。
西北野战军改称第一野战军，晋冀鲁豫野战军为第二野战军，华东野战军为第三野战军，东北野战军为第四野战军，华北兵团则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。
此时四大野战军的参谋长分别是阎揆要、李达、张震和萧克。
1955年授衔时，阎揆要与张震被授予中将军衔，而李达和萧克则晋升为上将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授予阎揆要中将军衔是合乎当时标准的。但如果综合他的资历，阎揆要的军衔本不该止步于此。
阎揆要出生于陕西佳县，1904年诞生于一个普通家庭，少年时期在家庭熏陶下读过私塾和小学。
在陕北，当时有一所声名远扬的“榆林中学”，是许多陕西年轻学子的梦想之地。阎揆要正是在这里求学，他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榆林中学的校长杜斌丞，是一位思想开明的爱国志士。20世纪初，中国历经列强欺凌，令杜斌丞心痛不已。五四运动后，受年轻爱国学子热情感染，他决定大力发展教育，为国家培养新一代栋梁。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北京师范大学和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共产党员教师魏野畴、李子洲远赴榆林中学任教。他们不仅传授知识，更引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，激励学子们树立革命理想。
阎揆要自幼聪慧，勇于接受新思想，在榆林中学期间，他常常去图书馆借阅《新青年》等进步杂志，逐渐确立了自己救国救民的信念，也深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熏陶。
中学毕业后，阎揆要一度感到迷茫，渴望救国却不知从何开始。正当此时，广州传来振奋人心的消息。
1924年，孙中山在总结早期革命教训后，接受苏联建议，创办了专门培养革命人才的学校，设立文科的国立广东大学（今中山大学）和武科的黄埔军校。
阎揆要得知广州开始招生，内心激动不已。但他的父母对此却忧心忡忡。佳县距离广州千里迢迢，且当时军阀混战频繁，出行风险极大。作为慈爱的父母，他们担忧儿子安危。
阎揆要理解父母的担忧，但为了将更多人从水深火热中解救出来，他最终毅然决定踏上南下之路。
与父母依依惜别后，阎揆要来到广州，面临人生又一次重要选择。
孙中山创办两所学校，一文一武，他该选哪条路呢？
阎揆要很快作出决定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，救国救民的唯一途径，就是投身军旅，参军报国。他和几位老乡决定报考黄埔军校。
然而，考入黄埔并非易事，不仅要求考生本身优秀，还需老乡引荐。
幸运的是，他们在国民党中有位身份显赫的陕西老乡——于右任。
于右任是老同盟会成员，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，资历远超蒋介石。正巧，他是陕西人，阎揆要得以借助这层关系成功考取黄埔军校第一期。
这一届黄埔学员后来成为国共两党重要人物，如我党的陈赓、徐向前、许继慎、蒋先云，以及国民党的胡宗南、杜聿明等。
阎揆要虽名气不如这些同学响亮，但因其为人低调，做事踏实。
黄埔军校的训练紧张而振奋人心，数月后，阎揆要毕业，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三军骑兵团，担任营长一职。
由于他是陕西人，上级对他格外照顾，派他率部驻扎陕西。
这段经历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。
1926年，阎揆要坚定革命信念，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立誓为中国革命奋斗终身。
1927年，他被安排到陕北军阀井岳秀部担任骑兵团教官和干部训练队长。
同年10月，中国共产党人唐澍、李象九、谢子长利用掌握的军阀力量，在西北发动了反抗国民党统治的“清涧起义”，这被视为西北武装反抗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枪。
阎揆要积极参与起义，起义失败后，他跟随谢子长等人转战清涧、安定一带，开展游击战。不久，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成立，阎揆要出任参谋长。
西北工农革命军游击支队是党在西北地区领导的首支人民武装力量，阎揆要担任参谋长，足见其资历之深厚。
1928年初，阎揆要离开游击队，被调往杨虎城部负责兵运工作。
不论在哪里，阎揆要都能发光发热，堪称军中人才。
在杨虎城部从事地下工作期间，表现突出，深得杨虎城信任，先后升任营长和团长。
期间，他秘密发展爱国青年入党，所在团拥有300多名党员，干部大多为共产党成员。
周恩来是我党隐蔽战线的领导者之一，得知阎揆要在杨虎城部工作后，曾特别叮嘱他务必谨慎隐藏身份，兢兢业业完成任务。
西安事变发生时，阎揆要率部驻守赤水镇、渭南源一线，令国民党军队不敢轻举妄动。
有国民党势力试图策反他投靠蒋介石，但阎揆要坚决拒绝。
之后，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，贡献了自己独特力量。
抗战全面爆发后，杨虎城部被整编，阎揆要以团长身份投入抗日战场。
1938年，受周恩来指令，阎揆要退出国民党部队，转入八路军，在延安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第一科科长。
由于隐蔽战线工作的保密性质，阎揆要此前在杨虎城部等地的兵运工作鲜为人知，只有周恩来等少数高级领导了解实情。
因此，1955年授衔时，负责评定军衔的干部仅以他1938年起的党龄为基准，给予中将军衔。
也就是说，评衔部门忽略了阎揆要此前长达12年的秘密党务工作，这也正是老战友们为他抱不平的主要原因。
部分老同志深知阎揆要长期从事隐蔽战线，因而认为授予他中将军衔实属低估。
若将那12年秘密为党工作的时间算上，阎揆要理应获得上将军衔。
不过，阎揆要本人对这些并不在意，他清楚自己能在战火纷飞中幸存已是不易，相比那些为革命牺牲的战友们，他更敬佩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
正是阎揆要谦虚的品格，使得他在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，深受党组织重用。
1947年，西北野战军成立，彭德怀任司令员，阎揆要出任参谋长。在此期间，阎揆要的敬业精神赢得了彭德怀的高度赞赏。
参谋长肩负为部队指挥员制定作战计划的重任，阎揆要勤勤恳恳，常常废寝忘食，他的尽职令彭德怀感动不已。
1949年，毛主席发出一封电报，让彭德怀为难，这封电报与阎揆要息息相关。
早在延安时期，毛主席对阎揆要工作评价甚高，认为他表现卓越。
1949年三大战役结束后，全国解放指日可待，中央军委工作任务繁重。
毛主席决定调一批干部到军委工作，给彭德怀发电：“我要一个人，张宗逊或阎揆要，让他来军委。”
彭德怀接电后眉头紧皱，他实在不愿让这两位骨干调走，因为西北解放战争还需他们的助力。
但毛主席的决定坚定，彭德怀权衡良久，最终回电表示服从，但也强调多年合作密切，离不开他们。
毛主席听后哈哈大笑：“我就知道你会不高兴。”
最终，这两人都未被调离彭德怀身边，继续协助完成解放西北的重任。
1955年授衔时，阎揆要的党龄被少算12年，只获中将军衔，老战友替他鸣不平，建议他找彭德怀求助。
以资历论，他完全可以晋升为上将，但他没有去找彭德怀，只是淡然一笑，摆手作罢，最终接受了中将军衔。
虽然阎揆要没有公开此事，但其他战友曾向评衔部门反映。1957年，经重新审核，他的入党时间被修正为1926年，补齐了那12年。
中央军委决定重新授予他上将军衔。
阎揆要听闻后，坚决拒绝，只接受了一枚三级八一勋章，以示纪念。
对此，彭德怀十分欣慰，阎揆要的高风亮节令人敬佩。
建国后，阎揆要虽然职务不高，先后任军委情报部部长、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等职务，但他始终默默奉献。
与之相比，彭德怀身居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长等要职，地位显赫。
外界普遍认为他们应关系亲密，但阎揆要很少主动找彭德怀，理由是“怕影响彭总工作”。
彭德怀听后未多言，其他战友对阎揆要的这份谦逊大为钦佩。
建国后，虽然少有交集，阎揆要始终牵挂着彭德怀。
1959年庐山会议后，有人散布彭德怀不擅长打仗的谣言，时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的阎揆要怒不可遏：“胡说，彭总打仗厉害！”
因此，他遭免职处理，但他无怨无悔。
随后，阎揆要调至军事科学院任秘书长，成为叶剑英院长的得力助手。
1982年退休后，阎揆要享受大军区正职待遇。
1993年，杨虎城将军百年诞辰，作为杨虎城的老部下，阎揆要受邀参加纪念活动。
不幸期间跌倒受伤，后引发并发症，一年后病逝，享年90岁。
风云变幻，英雄本色愈加闪耀。
阎揆要将军“不要三星只要两星”的故事，成为我军历史上一段佳话。
老一辈革命家高风亮节、无私奉献的精神，将永远激励后人前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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